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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財稅思想初探

2019年08月15日 來源: 中外稅收發展史研究文集 作者: 國家稅務總局江西省稅務局 曾耀輝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江西與浙江、福建、安徽交界處,建立起了一塊由方志敏、邵式平、黃道等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革命根據地,這塊根據地由于特色鮮明,被毛澤東譽為“方志敏式根據地”。根據地從1928年初創,最初以贛東北磨盤山區為中心,后發展到信江沿岸,1929年10月信江蘇維埃政府正式成立,方志敏任主席,根據地也稱為信江根據地。1930年,根據地和紅軍都得到了大的發展,并先后攻占過上饒、景德鎮等區域中心城市和重鎮,根據地面積迅速擴大到弋陽、橫峰、貴溪、余江、萬年、上饒、鉛山、德興、廣豐、樂平、鄱陽、浮梁(景德鎮)等幾個縣,蘇區人口由10余萬增加到40余萬。1930年7月,信江特委改為贛東北特委,并按照中央指示,正式成立紅十軍,共6000余人。同月,閩北黨組織劃歸贛東北特委領導,閩北成立分區委。紅軍粉碎了國民黨軍第一、二次對贛東北根據地的“圍剿”,并進軍閩北。1931年9月1日至5日,贛東北黨組織在橫峰縣葛源舉行第一次黨代表大會,9月5日選舉了贛東北省委執行委員會,正式建立了贛東北省委,根據地亦稱為贛東北革命根據地。

  1932年以后,根據地面積進一步擴大,蘇區和游擊區地跨贛、浙、閩、皖四省。同年12月,中共贛東北省委和省蘇維埃政府改稱中共閩浙贛省委和閩浙贛省蘇維埃政府,亦稱閩浙贛革命根據地或閩浙贛皖革命根據地,方志敏任閩浙贛省蘇維埃政府主席。這塊根據地先后波及四省的72個縣,蘇區人口100多萬,游擊區人口則達2000多萬,紅軍最多時達3萬余人,成為全國六大蘇區之一,在中國蘇維埃運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信江、贛東北、閩浙贛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實踐,在黨的建設、政權建設、經濟與財稅建設、軍事建設、文化建設、土地革命等方面都充滿著“活躍躍的創造”,被毛澤東譽為“模范蘇區”和“方志敏式根據地”。特別是在經濟方面,采取措施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建立門類較多的根據地工業、金融和交通郵電業,促進商業和對外貿易的發展,很早就使用發行股票和債券等現代經濟手段促進投資和合作、合股經營,經濟建設成績斐然,得到了中央高度贊揚,許多做法被其他革命根據地所借鑒。贛東北根據地還較早建立了較為規范的財政、稅收制度,促進了根據地的鞏固與建設。

  財稅是根據地鞏固和發展的財力保障,財政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影響到革命戰爭的勝負和根據地穩定。方志敏十分重視財稅工作,親自領導省蘇財經委員會開展工作a。1931年5月,贛東北省蘇維埃政府將財經委員會改為財政部,首任財政部長即由方志敏親自兼任。財政部負責全省的財政管理、蘇區金融和稅收征管,內設立土地稅征收委員會。當時擔任稅收干部的人員,都要求經過組織選拔,政治上可靠,出身貧苦,對革命忠誠,辦事認真,廉潔奉公。

  一、方志敏財稅思想產生的背景

  (一)革命和建設的現實需要

  閩浙贛革命根據地地處經濟不發達的山區,經濟基礎薄弱,革命政權和紅軍要想與占據經濟較為發達地區的反動政權和白軍相抗衡,并長期生存下去,必須創造性地發展經濟,打牢較為扎實的經濟基礎,并在此基礎上建立合適的財稅制度,為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提供財力保障。

  (二)革命領導者眼界開闊

  閩浙贛革命根據地雖然主要是發動農民和產業工人起來革命和參加根據地建設,但革命的領導人方志敏、邵式平、黃道等卻是水平很高的知識分子,其中方志敏上過新式工業學校和洋人開辦的學校,邵式平和黃道都是北京師范大學的畢業生,廣泛學習了中外近現代科技和文化知識,拓寬了視野,為運用開辦工廠和銀行、發行股票和債券、建立財政預算制度、征收負擔公平的累進稅等現代手段發展經濟和保障供給打下了堅實基礎。

  (三)經濟與地域特點助推創新

  閩浙贛蘇區相對于中心城市來說較為偏遠,以農業和手工業經濟為主,群眾整體很貧困。當年有兩首民謠流傳在橫峰一帶:半年野菜半年糧,松明火把照茅房。窮人流盡血和淚,衣不蔽體度時光。一擔谷子借幾年,九十九擔挑堂前。鐮刀掛上壁,飯就沒有吃。貧苦百姓向往富裕,向往公平,向往用勤勞的雙手創造美好生活。而窮則思變,為改變窮困落后的面貌,根據地只有千方百計發展生產,繁榮經濟。而好的經濟組織形式、組織方法和公平合理的財稅分配制度必然顯著激發貧苦群眾開展生產的熱情。

  (四)理論與實踐相輔相成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國革命和根據地建設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理論指導,同時也吸收了近現代先進的科技與經濟理論成果。而“方志敏式根據地”在理論指導的基礎上,一切從實際出發,在蘇區創建和各項建設當中不斷踐行包括財稅在內的先進理論與方法,并善于從實踐中發展和創造,這在新時期改革發展中仍然很有借鑒意義。

  二、方志敏財稅思想的主要內容

  (一)廣開財源,均衡負擔

  贛東北蘇區初創時期,革命所需的費用主要靠打土豪籌款和戰爭繳獲。打土豪不僅能很快地籌措到革命經費,保證紅軍的給養和各級蘇維埃政府的費用,也是推翻地主階級反動統治的需要。但時間一長,蘇區及附近的土豪都打光了,戰爭繳獲也不可能經常都能得到。于是,方志敏要求省蘇財政部“多想辦法,廣開財源”。其主要做法,一是統一財政收支,凡軍政機構打土豪罰款和各種稅收統一入庫,統一供給標準,建立預算制度,統籌各項開支。二是方志敏提出自力更生辦財政的方針,蘇區大力發展工業和對外貿易,開拓稅源,財政收入以征收累進稅性質的稅收為主,開征了土地稅、商業稅、屠宰稅和進出口稅,并設立對外貿易處和船舶檢查局,維護經濟和財稅權益。三是通過加強財稅工作支援革命戰爭,幫助農民生產,改善人民生活,制定財稅政策注意不過分增加民眾負擔。贛東北蘇維埃政府時期,財政負擔了機關工作人員和戰士的工資,另外每人每年還發給2元零用錢,每年發兩套衣服。閩浙贛省蘇維埃時期,軍隊和政府機關工作人員實行供給制,不發工資,但發給衣服和零用錢,每月還分發一次伙食尾子。在確保戰爭經費和各級蘇維埃政府運轉費用的同時,省蘇維埃政府財政還撥出專款發展文化教育事業,救濟避匪群眾,幫助困難群眾度過難關。每到春耕時節,向農民發放低息貸款,幫助其購買耕牛、農具和種子。財政支持的消費合作社、儲糧合作社為農民免除了高利貸盤剝。四是以稅收收入為擔保,發行公債券。閩浙贛革命根據地的財稅工作做得有聲有色,不僅能基本滿足自身的財力需求,還有力地支援了中央根據地。方志敏曾指示:中央蘇區大,人多開支大,經濟來源有限,要盡可能主動向中央蘇區支援些金銀、軍需物資。根據資料記載顯示,閩浙贛根據地曾經在財政上支援過中央根據地,其中一次就上交中央黃金500兩。

  (二)實行土改,征收土地稅

  方志敏在組織領導江西的農民運動時,就認識到土地改革是人民當家作主的關鍵。隨著贛東北各地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和根據地的鞏固發展,方志敏即著手部署土改,共產黨領導根據地農民從1928年冬季起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分田運動。1930年3月,贛東北蘇維埃政府通過了《信江特區蘇維埃政府土地臨時使用法》,其中規定: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蘇維埃政府按照群眾的需要,將所有土地分配給群眾使用;凡是使用土地的群眾,都要按照蘇維埃政府所定的土地稅則,繳納土地稅。土改的推行,調動了根據地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生產發展,也為土地稅的順利征收創造了條件。

  從1928年到1934年贛東北根據地在方志敏等領導下,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土地稅收政策,為根據地的存在和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1928年成立信江特區蘇維埃政府后,明令廢除一切苛捐雜稅,政府只征收土地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當時政府財政主要來源于打土豪籌款和戰爭中繳獲,雖然政府制定了稅法,但幾乎沒有得到實施。1929年,方志敏在贛東北蘇維埃第一次財稅工作會議上,布置開征土地稅。信江(贛東北)根據地在初期按畝計征,分最高、一般、最低三級,每級又分上、中、下三等。其中,最高上田每畝3斗,最低下田每畝5升。貧雇農中有疾病或其他困難者可申請減免,政府給予酌量照顧。紅軍的家屬免稅,工人、雇農本人免稅,家屬照貧農一樣減稅,貧農減其應納稅的5%,赤少隊的積極分子免其本人納稅;因財政困難,土地稅收十分之二收現洋或蘇維埃的鈔票,十分之八收谷子。土地稅分兩期征收,早禾田一期,遲禾田一期。

  1932年4月,贛東北省蘇維埃政府通過《贛東北省蘇維埃政府土地稅法》,方志敏在該法公布時親自作出了解釋,并以文告的形式向群眾公布。土地法規定,土地稅依累進稅率征收,全年收谷5擔以下免收稅;全年收谷5擔以上到10擔,每擔收土地稅谷5升;全年收谷10擔以上到20擔,每擔收土地稅谷7升;全年收谷20擔以上到30擔,每擔收土地稅谷9升;全年收谷30擔以上到40擔,每擔收土地稅谷一斗一升……全年收谷70擔以上至150擔,每擔收土地稅谷一斗八升。紅軍游擊隊的指揮員和戰斗員以及紅軍中其他工作人員,均免其家庭納稅。工人、雇農免其本人納稅,但以有工會和雇農工會的會籍者為標準,如脫離會籍,即不能享受免稅,工人、雇農的家屬,按貧農一樣減稅。

  1933年3月閩浙贛省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召開,再次調整了稅法,同年7月正式頒布了《閩浙贛省蘇維埃政府土地稅征收法》。它與贛東北省土地稅法相比,在稅率、管理等方面作了調整和改進,稅率略有提高,這也是贛東北根據地頒布的最后一個較為完整的土地稅法。a閩浙贛省蘇維埃政府在對土地稅的解釋中說,“今年土地稅率,增加半升谷,完全是為充實革命戰費的供給,更有力地粉碎敵人的進攻,鞏固擴大蘇區”。

  (三)工商低稅,促進經濟發展

  信江蘇維埃政府成立后,努力發展經濟,保護貿易自由,允許外來經商,并在根據地內外廣泛宣傳,使原來不敢復業的中小商人開始活躍起來,商業市場越來越繁榮,商業稅收成為根據地稅收的重要組成部分。1929年冬,贛東北根據地開征商業稅,群眾生活用品的稅率一般為5%,有些只征3%。1932年12月,方志敏對贛東北蘇區征收商業稅和店租的方法提出指示:一是各商店資本,須根據其盤結簿及往來簿切實檢查,但主要還是要參考其生意大小及周轉快慢為決定資本之標準。二是開始征收商稅的地方,第一步要召集商人會議,說明商業稅的意義與收稅辦法。第二步即將商業登記表及每月營業調查表印好分發各商店,叫商人自己照實填寫,限期送交縣財政部。第三步即著手檢查商店資本及生意總數。第四步如查出有以多報少者,即將該店東逮捕禁閉,并按該店應納稅款加5倍或10倍處罰,以警其余。第五步即發給營業證,以后按月收稅。其資本未上百元免稅的店鋪亦應發給營業證,不收費,無營業證者不準其營業。1933年4月,方志敏就整頓贛東北蘇區商業稅收問題強調:“當此革命戰爭向前開展,戰費日益浩大的時候,整頓商業稅收,向商人收足稅款,供給紅軍作戰,是我們當前緊急的任務。”

  由于國民黨對根據地實行了一系列的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省蘇維埃政府依靠自力更生。因地制宜地發展工商業,創辦了各類小型軍工民用企業,但這些工廠生產的產品主要供軍隊和當地群眾生活必需品,都免征產品稅。蘇區成立的各類消費合作社,也只限貧雇農戶入股入社,發給社員證,憑證購物,不必交現金,商品也不征營業稅。除此之外,贛東北蘇區的工商稅一般只征收利潤的5%,有些群眾生活必需品還只征收3%。由于根據地內實行的稅率要比國民黨統治地區低,故白區的商人都愿意到根據地來做生意,從而增加了蘇區地方財政稅收。

  (四)關稅調節,壯大蘇區經濟

  1930年,方志敏等領導的贛東北根據地為了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暢通蘇區和白區的物資交流,發展蘇區經濟,決定在贛東北蘇區內各縣建立對外貿易處和船舶檢查局。其主要任務是溝通赤區和白區的區域物資交流,向白區群眾宣傳蘇維埃的貿易政策與稅收政策,增加根據地的財政收入。當時在信江河畔設立了三個船舶檢查局,其中弋陽2個,橫峰與鉛山交界處一個,設在樂安江的船舶檢查局4個,其中德興、樂平各2個。船舶檢查局主要工作:一是對來往船只進行檢查和收稅,其貨物要按蘇維埃政府規定征進出口稅,進出口稅率按貨值一般是5%,有的是3%,對糧食交易則不征稅,與根據地商業稅政策大致相同,以糾正過去截獲船只一律無條件沒收的錯誤。按載貨價值的3%收稅,先由押船人員自報貨物的數量和價值,如有隱瞞或誑報,一經查出則加罰稅6%或9%。所收的稅款由專人押送到蘇區中心區域橫峰葛源,最多一天收過3800塊光洋。二是檢查違禁品。主要如敵軍火、軍糧以及投機倒把物資,一經查出,全部沒收。三是查壞人。如敵特及身份不明者,同時保衛水上交通秩序,以利蘇區經濟的發展。對檢查局還訂了一條嚴格的紀律:不許殺害船工,如誰打死船工,就必須抵命。同時還向船工宣傳黨的政策和革命的道理,在生活上則給他們許多照顧,做爭取船工的工作,努力壯大革命力量。這樣不斷取得船工的支持,有的船工給蘇區從白區帶鹽來,有的則為蘇區通風報信。

  檢查局剛成立時,由于火力不強,來往船只往往被對岸敵火力控制,無法正常開展檢查和收稅,后來加強了武裝保衛,才使檢查工作進行得較為順利。如設在弋陽朱坑西童灘的第三檢查局,開初即遇到敵人優勢火力的壓制,檢查局隨之派人到葛源向方志敏匯報情況,要求加強火力。方志敏對此十分重視,在當時十分困難的情況下,調給檢查局一挺水機關槍,同時補充了二十人、十條槍。后來縣委又派人協助在河邊修了許多工事,從此蘇區火力大增,壓倒了對岸的敵人,檢查和收稅得以順利進行。

  船舶檢查局所收稅款成為贛東北蘇區稅收的重要來源,當時收入不少,一般每天收稅3000元左右,最多時可達7000元至10000元。對外貿易處一天也可收幾千元。進出口稅的征收,為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五)注重財稅法制建設并加強宣傳

  方志敏十分重視根據地財稅法制建設和宣傳。在信江蘇維埃政府時期,就制定了與財稅有關的《土地臨時使用法》和《土地稅征收臨時制則》。到贛東北省時,又制定了《贛東北省蘇維埃政府土地分配法》和《閩浙贛省蘇維埃土地稅征收法》。為了保證法律的嚴肅性,所訂法律還經過省蘇執委會修改審定和全省工農兵代表大會討論通過后頒布執行。方志敏還制定了《對于土地稅征收法的解釋》細則條文。為了使根據地廣大群眾都明了稅法,蘇區政府將稅收法律條文等印成布告、文告等形式,廣為張貼。當年列寧師范、列寧學校、工農識字夜校使用的課本——《工農讀本》,也編入其內容,使蘇區的稅制稅法做到了老幼皆知。

  (六)反對浪費,崇尚清貧

  方志敏旗幟鮮明地反對貪污浪費,號召軍民節約每一分錢支援戰爭。政府財政支出從嚴從緊,每年都要組織節省運動,蘇維埃工作人員和學生帶頭節約自己的伙食費和零花錢支援前線紅軍。方志敏本人就是一身清貧廉、潔奉公干革命的典型,在方志敏被捕時,身上除了一塊舊表,再也找不出其他任何財物。

  在閩浙贛根據地的稅收工作中,稅收人員征收土地稅時有嚴格手續,對徇私舞弊者,從嚴懲處。土地稅法中規定,土地稅征收舞弊者,要從嚴處罰。在征收土地稅時一律裁給《土地稅早田收條》與《土地稅晚田收條》,其存根聯由稅收機關保存上報。蘇維埃政府還及時處分了一批貪污浪費的政府工作人員,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閩浙贛根據地1932年12月20日第63期《工農報》登載了署名液若的《忽視土地稅的弋陽二區財政部長》一文,指出:土地稅是目前蘇維埃主要稅收,征收土地稅,保存土地稅是各級財政部最重要的工作。弋陽二區蘇財政部長對于這點完全不能了解,他簡直忘記了土地稅是他應當負責管理的事情。二區土地稅谷因倉破漏水,谷生了芽,將倉都漲破了,他還不曉得這回事。似這樣忽視土地稅不負責任的官僚主義的弋陽二區財政部長,應該受到革命的紀律制裁。而1933年4月30日第76期《工農報》則將各地突擊隊檢舉出的貪污分子的“高姓大名”一一登載出來,在報上開了一個“貪污分子展覽會”。其中揭露上饒六區鄉蘇代表徐厚福,私吞土地稅谷、藕塘稅、反動派谷子、地坪稅共值大洋41元;葛源區黃溪沙坂前村蘇委員段森太、鄧致敏、鄧金良、吳豐臣,瓜分土地稅谷30余石,受到蘇維埃政府的嚴懲。

  三、方志敏財稅思想對蘇區建設的作用

  由于方志敏等領導的閩浙贛蘇區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經濟財稅政策,蘇區經濟建設和財源培植取得了較大成就,有力地保障了紅軍的給養,支持了革命戰爭,改善了人民生活,使贛東北(閩浙贛)革命根據地成為全國六大革命根據地之一。在根據地的經濟和財稅工作上,方志敏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并為當代財稅事業發展留下了寶貴遺產。

  (一)促進農業生產發展

  開展土地革命,摧毀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生產力。一是頒布《土地分配法》和《平債法》,激發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農民分得了土地,廢除了封建的土地制度,農業生產得到迅速發展。農田畝產由原來的300多斤增加到500多斤。二是各級蘇維埃政府特別是省蘇維埃每年每季都要頒布“生產動員令”,要求雇農工會、貧農團、赤衛隊、少先隊、婦女生活改良委員會等,一致動員群眾努力生產。閩浙贛蘇區出產棉花多,蘇維埃政府推行大規模的紡紗運動,廣泛動員10萬女工紡紗,并向白區大量采購紡紗器械,一年就織出5萬到7萬丈棉布,還施行關稅保護制度,抵制白區布匹侵入,用自織棉布提供給根據地軍民使用,做到自給自足。三是廣泛開展勞動競賽,組織各村群眾積極分子成立生產突擊隊、模范隊和沖鋒隊,進行生產競賽,凡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各隊生產計劃百分之百或超過的,即得生產模范隊的榮譽獎,獎品多為獎旗、獎狀,也有耕具、農具,使蘇區工農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根據地的鄉與鄉之間簽訂生產競賽合同,開展勞動競賽,其中有兩個鄉在1932年10月份合同中的最低限度生產標準為:耕三分之二冬田;建立鏟山團,把檉子山于前半月鏟畢;每家種畝半油菜,要保護不被霜壓死;每家孵一窩冬雞;發展手工業學徒8名,等等。四是鼓勵群眾墾荒,開墾荒地者實行免稅,雇農、貧農、中農開墾荒田,三年免收土地稅,富農一年免收土地稅,如田少人多的地方,可以移一部分群眾往荒田多的地方去開墾。由于采取了正確的政策,蘇區荒地大面積被開墾出來,僅1933年就開荒3萬余畝。五是切實解決群眾生產中的各種具體問題,如用銀行貸款、組織耕牛組等解決耕牛問題,建立耕具制造所,政府工作人員組織“生產協助委員會”,幫助農民特別是軍屬發展生產,并組織互濟會,發動群眾互濟互助。弋陽、橫峰、葛源大都消滅了荒田,秋收收成非常好。農業生產的發展也帶來了市場的繁榮,蘇區貨幣1元錢可以買到8~10斤拆骨肉,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六是發動全體勞動婦女參加耕種。七是興修水利,搞好農田基本建設。八是大力發展經濟作物和畜牧林業生產。這些措施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閩浙贛根據地的農業生產1933年增產20%曾得到毛澤東的表揚。

  (二)工業體系初具規模

  本來閩浙贛根據地處于偏僻山區,交通不暢,信息封閉,經濟發展十分緩慢,幾乎沒有現代工業。根據地建立后,利用贛東北自然資源豐富、礦產品種多的優勢,因地制宜,白手起家,興辦各類工廠。一是從無到有,建立了自成體系的軍事工業,擁有大小幾十家兵工廠,能夠生產子彈、炮彈、地雷、手雷、步槍、小鋼炮等,并為部隊生產軍裝和藥品。二是民用工業遍地開花,將分散的個體手工業者組織起來,創辦了規模不等的煤礦、鐵礦、發電廠、鍋爐廠、鐵砂廠、硝鹽廠、木炭廠、造紙廠、制糖廠、榨油廠、織布廠、織襪廠、制藥廠、中藥廠、農具廠等,基本形成了適應戰爭和軍民生活需要的工業體系,除供應蘇區外,有些產品還大量出口。

  (三)發展商貿,搞活流通

  各縣區鄉普遍建立了消費合作社、儲糧合作社和蘇維埃商店,開展平價貿易。省蘇維埃政府還設立了18個對外貿易處,在信江流域建立了3個船舶檢查局,加強對外貿易,確保市場供應,保護過往商人,維持正常進出口貿易。蘇區每年出口茶葉3000~4000擔,香菇200余擔,毛皮3萬余張。采取措施鼓勵白區商人到蘇區來做生意,如白區商人為蘇區商人購進了急需的食鹽、布匹、西藥等商品,則免其稅收,并且付給兌換券,白區商人持兌換券可以在蘇區優先購買各種土特產品,從而吸引許多白區商人千方百計將緊俏物資運進蘇區。這些做法有效地打破了敵人的經濟封鎖,保障了群眾生活需要,拓寬了商品流通渠道。

  (四)拓展財用,保障供給

  方志敏重視用多種可行的手段籌集資金,并領導建立起以先進的累進稅為主體的根據地稅收制度,使稅收成為根據地主要財政收入來源,也使各級人民民主政權有了穩定和相對充裕的財政收入,為鞏固政權,保障人民軍隊的軍費需要提供了較為充足的財力保證,保障了根據地黨政軍民統群各機關、團體各部門的供給,對鞏固人民政權、取得革命戰爭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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