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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稅收簡要及其借鑒

2019年08月15日 來源: 中外稅收發展史研究文集 作者: 安徽財經大學 阮宜勝

  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作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并創建的規模較大、堅持時間最長的一塊革命根據地,在政治上、軍事上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無疑,研究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稅收制度及其管理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

  一、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創立

  1927年黨的“八七會議”以后,鄂豫皖邊區黨組織遵照黨中央“八七會議”組織秋收起義的決議,先后發動了三次武裝起義。1929年11月,由舒傳賢等領導的安徽六(安)霍(山)農民、士兵起義,并開辟了以金家寨為中心的皖西革命根據地。此前,1927年11月由潘忠汝等領導的湖北黃(安)麻(城)農民起義開辟的鄂豫邊區根據地,1929年5月由徐子清等領導的河南商城南部地區農民、士兵起義開辟的豫東南根據地。他們各自建立了一個師的紅軍。1930年初,三個革命根據地形勢蓬勃發展,3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信,決定將分屬三個根據地的紅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師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3月20日,根據中共中央指示,鄂豫皖邊區黨代表大會在湖北省黃安縣箭廠河(今河南省新縣)召開,成立了中共鄂豫皖邊特別委員會,郭述申任書記。6月下旬,鄂豫皖邊區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河南省光山縣王家灣(今屬新縣)召開,成立了鄂豫皖邊區蘇維埃政府,甘景元為鄂豫皖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至此,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鄂豫皖蘇區是農業為主的自然經濟占絕對優勢的農村區域。其農產品以稻、麥、棉花為主,還有豆子、高粱、絲、麻、竹、木炭等農副產品。此外,皖西北還是一個出產豐富的地區,除上述之外,還產茶、木材、桐油、木籽油、油漆等,商貿比較發達。河南商城還有少數鐵礦和煤礦。盡管如此,由于國民政府的模征暴斂和地主豪紳盤剝壓榨,致使農村破敗,民不聊生。

  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邊界的大別山區,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是中國共產黨創建的第二大革命根據地。全盛時期鄂豫皖蘇區地域達20多個縣,包括湖北省東北部的黃安(今紅安)、麻城、黃陂、孝感、黃岡羅田、浠水、蘄春、黃梅、廣濟;河南省東南部的信陽、光山、羅山、商城、固始、潢川、息縣;安徽省西部的六安、霍山、霍邱、潛山、太湖、壽縣、宿松、英山(今屬湖北省),面積4萬余平方公里,約350萬人口,紅軍4.5萬余人。地方武裝有20多萬人。建立了26個縣級革命.政權。

  從1930年冬到1932年5月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紅軍連續粉碎敵人三次反革命“圍剿”。

  二、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稅收制度簡要

  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作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并創建的規模較大、堅持時間最長的一塊革命根據地,在政治上、軍事上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這里土地肥沃,廣袤的平原和丘陵山區盛產各種農林產品和中藥材等。豐富的自然資源、礦產資源和野生動物為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發展提供了優越的條件,為共產黨領導工農紅軍和人民群眾堅持長期的革命斗爭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同時,也為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稅收提供了稅源。“任何社會制度,只有在一定階級的財政支持下才會產生。”a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政權建立以后,就開始以稅收形式獲取政權的財政收入,從而使革命根據地政權能夠建立在穩固的基礎上。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蘇維埃政府在1930年和1931年先后頒布了農業累進稅則與商業累進稅則,并在鄂豫皖蘇區相繼推行。農業累進稅和商業累進稅的簡要內容如下。

  (一)農業累進稅

  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政府成立后,為了減輕農民的負擔,廢除了對農業農民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實行了新的農業稅。1930年9月17日鄂豫邊特委就發布了《關于征收累進稅問題的通知》,決定開始實行累進的農業稅。該《通知》指出,征稅目的:“(一)限制私有制財產的增長”;“(二)促進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基礎”;“(三)準備轉變革命性質”;“(四)擁護蘇維埃政權”。農業稅累進稅率,是全額累進稅率。《關于征收累進稅問題的通知》規定:“累進稅則與普通稅則不同,邊區現在所要實行的稅則,就是要規定以若干數量的農產品為納稅物的單位級數,并規定所納的稅,以上則除上一級應繳稅外,再按規定所納的稅,再加本級大于單位數若干倍的單位級數的應征稅。”這就是說實行按每年主要農業生產的收獲量多寡為標準的統一累進稅,即收入越多納稅的稅率亦越高。

  具體規定為:核定每人每年口糧5石(每擔155斤)家庭全年收獲糧食數減去家庭全年口糧擔數后為計稅基礎,實行五級累進稅制,即1石稅率為5%;2擔稅率為7.5%;3擔稅率為10%;4擔稅率為12.5%;5擔稅率為15%。該稅對貧農、雇農免稅。

  1931年8月10日,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政府頒布了《糧食收集儲藏暫行條例》,規定對所有有糧食收入的農民均行此法。其中對中農、貧農、雇農扣除額定需要量后剩余部分,分12級累進征收:最低一級的1~3擔稅率為8%,最高一級的45~50擔稅率為43%。對富農則實行沒有免征額的13級累進稅率:最低0~1擔的稅率為8%,最高45~50擔的稅率為48%。此辦法只對紅軍士兵本人和犧牲的紅軍家庭免于收集。

  1931年11月2日蘇維埃邊區政府發出第十四號《通令》,對農業稅累進征收工作作出了補充規定:

  “(一)富農是農村中的剝削階級,糧食累進稅的征收應以戶口計算,除掉全家每人三石以外的糧食,須按照普通稅率增加百分之五征收。(二)其他革命群眾的稅務應該按人口計算按每人除開四石以外的多余糧食個別征收,這樣就更減輕他們對于稅負的負擔。”

  為了在稅收征收工作中貫徹黨的階級路線和合理負擔政策,當時特別規定:“(一)對雇農絕對不征收。(二)對貧農也絕對不能征收。(三)對中農的收入,除去全年自己必需的供給之外,有剩余的即照稅則征收。(四)對富農也是除去全年自己必需的供給之外,有剩余的即照稅則征收。”此外,還規定:“犧牲的紅色戰士家屬全免稅。遇著意外災害(蝗蟲、水災)的納稅群眾可免征或減征。初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而農器家具、事事缺乏,只多余少數糧食之家不收稅。”

  由于正確執行了黨關于征收農業稅的有關政策,體現了量能負擔,區別對待的原則,不僅保證了農業稅征收任務的完成,而且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戰爭事業。

  (二)商業累進稅

  按照商業累進稅則,其中實際上包含著多個小稅種,包括營業稅、特種稅、屠宰稅、傭金稅、進口關稅等。

  1.營業稅

  1931年7月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開始征收營業稅。營業稅是對于坐商的營業額實行全額累進辦法征收的一種稅。

  營業稅的征稅對象是坐商每月的營業額。

  營業稅的稅率是全額累進稅率,具體地:

  (1)每月營業額160元以上至200元的,稅率5‰;

  (2)每月營業額200元以上至300元的,稅率6‰;

  (3)每月營業額300元以上至400元的,稅率7‰;

  (4)每月營業額400元以上至500元的,稅率8‰;

  (5)每月營業額500元以上至600元的,稅率9‰

  (6)每月營業額600元以上至700元的,稅率10‰b。

  營業稅對工人、雇農、城鎮貧民和烈士家屬完全免稅;對工人、農民所辦的消費合作社及其他一切合作社,由財政經濟委員會酌量具體情況,給以減輕稅收或完全免稅。

  2.特種稅

  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從1931年7月起開始征收特種稅。特種稅是對某些特種物品征收的一種稅。所謂特種物品,是指蘇區非工農群眾生活必需品。

  特種稅分為兩類:

  第一類屬禁止品類,如煙酒及其他麻醉藥品,采取“寓禁于征”的辦法,從重征稅。對紙煙、酒及煙絲、煙葉等4種產品征稅。稅率為:紙煙稅率30%;酒稅率20%;本國產煙葉、煙絲稅率10%。由于農民對煙絲征稅不滿,同年10月上旬停征。

  第二類屬奢侈品,如絲綢及各種肉類。由于絲綢在蘇區并不多見,更無人穿著,所以只有稅目,未定稅率。對肉類的征稅就是對宰殺豬羊暫先征收屠宰稅,稅率從價計征5%。

  3.傭金稅

  傭金稅是對米行、茶行、豬行以及一切以商業中間交易人的傭金收入為課征對象征收的一種稅。

  傭金稅的計稅標準是每日的傭金收入。

  傭金稅的稅率為全額累進稅率,具體規定為:

  (1)每日傭金收入在20元以下的,免稅;

  (2)每日傭金收入在20元至40元的,稅率15%;

  (3)每日傭金收入在40元以上至70元的,稅率20%;

  (4)每日傭金收入在70元以上至100元的,稅率24%;

  (5)每日傭金收入在100元以上至150元的,稅率27%;

  (6)每日傭金收入在150元以上至200元的,稅率30%;

  (7)每日傭金收入在200元以上至250元的,稅率32%;

  (8)每日傭金收入在250元以上至300元的,稅率34%;

  (9)每日傭金收入在300元以上至350元的,稅率36%;

  (10)每日傭金收入在350元以上至400元的,稅率37%;

  (11)每日傭金收入在400元以上至450元的,稅率38%;

  (12)每日傭金收入在450元以上至500元的,稅率40%;

  (13)每日傭金收入在500元以上至600元的,(原規定未明確稅率);

  (14)每日傭金收入在600元以上至700元的,稅率42%;

  (15)每日傭金收入在700元以上至800元的,(原規定未明確稅率);

  (16)每日傭金收入在800元以上至900元的,稅率43%;

  (17)每日傭金收入在900元以上至1000元的,稅率44%a。

  4.進口稅

  進口稅,是對購運貨物進入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邊境時,按每月入境貨物的營業額累進征收的一種稅。征收進口累進稅一方面能增加革命根據地的稅收收入,增加根據地的供給能力;另一方面有利于保衛革命根據地的生產發展,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

  進口稅的征稅對象為入境的紙煙、煙葉、酒、絲綢及各種肉類等。

  進口稅累進征收的稅率為:

  (1)營業額160元以上至200元的,稅率5‰;

  (2)營業額200元以上至300元的,稅率6‰;

  (3)營業額300元以上至400元的,稅率7‰;

  (4)營業額400元以上至500元的,稅率8‰;

  (5)營業額500元以上至600元的,稅率9‰;

  (6)營業額600元以上至700元的,稅率10‰a。

  對于商販在根據地購買部分特產運往根據地以外,或將根據地外的棉布、棉花、糧食、藥材、食鹽等類貨物輸入根據地銷售的,則一律免稅。這樣,一方面增加了根據地政權的財政收入;另一方面又保障了邊區的供給,滿足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需要。

  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進口累進稅,在貨物入境時向蘇區邊界的稅務機關繳納。

  三、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稅收管理

  (一)稅務機構

  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政府成立之初,下設軍事、外交、土地、財政等7個委員會。財政委員會內設有稅務機構,有專人負責稅收工作。當時,因條件不成熟,沒有設立下級機構,有關稅務事項均由各蘇維埃政府財政委員會兼管。1931年7月,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稅務總局在新集(今河南省新縣縣城)成立。總局設正副局長,工作人員若干人。總局成立后,各縣相應設立了稅務分局,包括麻城縣稅務分局、河口稅務分局、羅山縣稅務分局、光山縣稅務分局、商(城)光(山)邊區稅務分局等。安徽六安六區稅務局設在金寨醫院里,有3名工作人員,直屬皖西北道區蘇維埃管理。同時“在霍邱縣河口設海關局,專收水陸兩路的進口貨物稅。局內設3個處,每處有十幾名工作人員。凡屬運進蘇區的貨物,由征收處負責辦理征稅手續;需要檢查的物資,由檢查處負責查驗;對情況不明的,由調查處負責調查。局下設葉集、三流集兩個海關所”。對不具備設立稅務分局條件的地方,則派出稅務特派員。各區一般設有稅務所。

  1931年8月1日,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蘇維埃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發出通令,明確了各地稅務組織的隸屬關系:“稅務總局已正式成立,總局之下設若干分局,不夠設局條件的地方,設立稅務特派員,……分局受總局指揮,與各縣財委會發生橫的關系。各特派員按地方之遠近,責任之輕重,分別由總局、分局指導,在工作上以當地財委會指導為主,同時又受稅務局指導,其款項仍與稅務局發生關系”。10月,在鄂豫皖蘇維埃政府《工作綱要說明》中進一步明確:“稅務局除受財政經濟委員會指揮外,還受人民委員會的指揮和監督”c。這就形成了雙重領導的格局。

  (二)稅收管理制度

  1.統一稅則,集中管理

  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政權建立以后,稅收就是根據地政權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因此,必然要統一稅則,集中管理。為此,1930年9月和1931年10月,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蘇維埃政府先后頒布了統一的農業累進稅則與商業累進稅則,從而使根據地稅收制度趨于統一和完善。

  2.加強票證管理,重新印制稅票

  為了加強稅收管理,防止出現稅收漏洞,邊區稅務局在整理稅票管理中,重新印制了稅票。如皖西根據地所使用的稅票,統一由邊區財政部印制。其稅票“一式三聯,用毛筆填寫”,三聯之間蓋有騎縫印,第一聯給予納稅人,第二聯隨稅款上報,第三聯自存。一本稅票一百份,號碼是邊區財政部編好的。領用稅票,由經領人寫領據,上面注明所領本數、份數、起止號碼等。

  3.嚴格納稅紀律,明確納稅辦法

  當時,對稅收的定義:稅收是運用政權力量“不付任何報酬向居民取得東西”。因而,強調稅收法制,嚴格納稅紀律,就顯尤為重要。依法納稅應該成為每個單位和個人向政府應盡的光榮義務。為此,鄂豫皖蘇區納稅人都必須按照規定辦理納稅登記,凡開設商店的,都必須經蘇維埃稅務局注冊立案,如實進行納稅申報,及時足額地交納稅款。稅務機關在征收商業累進稅的過程中,必須嚴格履行辦稅手續,依法征稅。比如,對行店按其帳上每日營業數額和規定的稅率計征傭金稅;對開設一定鋪面的商店,按月征收營業稅;對進口稅的征收是建立納稅憑單制度等。

  4.稅法宣傳

  1931年8月,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蘇維埃政府決定,從8月26日至9月3日舉行財政經濟政策運動周。第一項內容是向廣大群眾宣傳,積極擁有征收累進稅。蘇維埃政府不遺余力地大力開展稅法宣傳,把組織稅收收入建立在發動群眾監督和自覺履行納稅義務的基礎之上。

  5.武裝護稅

  1931年10月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中央分局決定:成立工農赤衛軍吸收廣大青年和成年,除舊式武器外,給予他們一些新式的武器,用武裝以保護稅收。

  武裝護稅有幾多種形式:一是稅務機關組織武裝;二是部隊掩護收稅;三是在特殊環境下,發給部隊稅票,到活動區域收稅,抵消開支。

  6.稅務違章處理

  1931年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蘇維埃政府規定:“稅則的實行,將以蘇維埃政府的法律為后盾。每個納稅者須注意下列事項:①漏稅是破壞蘇維埃政權的犯罪行為,犯者按蘇維埃政府的法律充公其財物,并處以10倍的罰金或監禁,期滿逐出蘇區,不準再來營業。②假造賬目希圖逃避納稅者,經法庭判決,沒收其營業。③造作謠言,反對各種稅收或企圖破壞累進稅,以反動治罪”。

  四、歷史的借鑒

  (一)運用稅收把革命政權建立在穩固的經濟基礎之上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文中指出:“賦稅是政府機器的經濟基礎,而不是其他任何東西b。”又說“捐稅體現著表現在經濟上的國家存在。官吏和僧侶、士兵和女舞蹈家、教師和警察、希臘式的博物館和哥特式的尖塔、王室費用和官階表這一切童話般的存在物于胚胎時期就已安睡在一個共同的種子——捐稅之中了”。根據馬克思主義稅收與國家政權之間關系的理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隨著各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就開始頒布稅則,實行革命根據地稅收制度,運用稅收把革命政權建立在穩固的經濟基礎之上。

  我們知道,中國歷史上明末李自成農民起義,不把政權建立在稅收的穩固基礎上,在起義之初用“迎闖王,不納糧”獲得了農民的廣泛響應。當起義軍發展到百萬之眾甚至建立了大順政權之時仍然不征稅,仍然靠逮大戶等來維持經費來源,這就必然導致起義的失敗,大順政權的滅亡。

  可喜的是李自成起義軍的慘痛教訓,并沒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根據地再次發生。雖然在大革命初期農民運動興起的時候,人們敲著銅鑼擁著戴高帽子的地主游鄉,打土豪、分財產,但當革命根據地一旦建立,革命領袖毛澤東便考慮“既向農民征稅,又避免不利的影響”,進而實行起革命根據地稅收。鄂豫皖蘇區蘇維埃政府稅收也因蘇維埃政權的建立而建立起來。實踐證明,在保障供給和保障蘇維埃政權穩固上稅收功不可沒。有關資料顯示,在鄂豫皖蘇區盛時,年財政收入可達800多萬塊銀元,征收糧食實物31萬擔,其中來自稅收的貢獻率超過40%。

  (二)稅權與事權相適應是政權穩固的基石

  財政體制的核心內容就是財權與事權相適應,即一級政權、一級事權、一級財權、一級稅權。在稅收收入作為財政收入主要形式的條件下,實際上就是稅權與事權相適應。它是政權穩固的基石。作者認為,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之所以不得民心,最終垮臺,其原因縱然是多方面的,但其財政體制存在的問題恐怕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從創立時期開始,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我們稱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這一時期,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1928年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召開,當時明明有中央、省、縣三級政權,但卻決定實行中央和省兩級財政體制,縣一級政權只作為省財政附屬,沒有相應的財力安排,因此造成縣財政的混亂,各種附加和雜捐不斷出現。1934年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召開,確定縣為自治單位,將田賦附加、印花稅的三成、營業稅的三成、房捐、屠宰稅及其他許可的稅捐等劃為縣級財政收入。這里“許可的稅捐”一項,為縣財政借口彌補經費增加稅捐開了大口子,使苛捐雜稅滿天飛,從此老百姓背上了沉重的苛捐雜稅包袱,苦不堪言。比如在安徽,1931年裁撤了厘金,不僅開征了營業稅,還開征了多種新稅,如糖捐、棉稅、麥粉特稅和棉紗、火柴、水泥統稅等新稅。1932年,對蚌埠地區手工土制卷煙征收卷煙稅,屬全國首創。與此同時,各種對鹽、糧附加、附征的苛捐雜稅日漸增多。安徽省政府對于地方的苛捐雜稅曾進行整理,包括1934年廢除苛雜130余種,1935年又進行了第二次整理,但由于整理不徹底,已廢除的多又卷土重來,連財政廳長楊綿仲也承認:“架床疊屋,五花八門,蠢國殃民,莫此為甚”。

  是此,難怪國民黨政府背上了“國民黨萬稅”的罵名,并最終導致政權垮臺。

  同一時期,如前所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政權基本上以縣為單位,實行一級政權、一級財權、一級稅權。1930年以后,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蘇區25個左右縣級蘇維埃政府實行一個縣一個稅務局,各縣均按照蘇區統一的稅則進行稅收征收管理,保障各縣的供給。沒有額外的附加,更沒有苛捐雜稅,與國統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三)全額累進稅作為“剝奪者被剝奪”的手段廣為實施

  “剝奪者被剝奪”作為《共產黨宣言》的主旨之一,在稅收制度選擇上無疑是累進稅制尤其是全額累進稅制最合適。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作為當時中國第二大蘇區稅收制度的最大特點便是廣為實施累進稅制度特別是全額累進稅制度。如前所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不僅實行農業累進稅,而且實行商業累進稅,其中營業稅、傭金稅都是全額累進稅。這種稅收制度,不僅體現了“剝奪者被剝奪”的無產階級稅收原則,而且保證了紅色蘇區政權運轉的經費來源。

  (四)稅收管理既要切合實際,也要與時俱進

  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稅收管理,除了稅務機構設置之外,其稅收管理制度為新中國稅收管理制度提供了很多歷史經驗和借鑒,包括統一稅則,集中管理;加強票證管理,重新印制稅票;嚴格納稅紀律,明確納稅辦法;稅法宣傳;稅務違章處理等。

  值得重點提及的是,在急風暴雨的革命戰爭時期,稅收作為喂養根據地政權的娘奶,它的取得或者說稅收管理也必然有與之相適應的方式方法,包括稅務機關武裝征稅;武裝部隊掩護征稅等。為什么在急風暴雨的革命戰爭時期有武裝征稅;武裝部隊掩護征稅?因為在革命根據地收稅斗爭形勢非常尖銳復雜,不僅有敵人的經濟封鎖,而且根據地內外有反征稅的武裝抗稅,所以,征稅人不僅要流汗,還可能會流血甚至付出生命代價。在鄂豫皖蘇維埃政府稅務總局舊址陳列室,就列示了有案可查的110多位“稅收英烈”,而且所有的犧牲者幾乎都沒有超過40歲。其中有一位女稅官黎本清,收稅途中遭遇民團包圍,遇難時還不到22歲。

  這充分說明,稅收分配是憑借政治權力的分配。在急風暴雨的革命戰爭時期,這種政治權力主要體現就是武裝,就是軍事。在急風暴雨的革命戰爭時期過去以后,進入和平建設時期,這種政治權力主要體現就是法律。所以,在和平建設時期,稅收管理的方式方法主要是依法征稅。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社會秩序狀況決定著稅收征管手段和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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