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首頁 > 學術研究 > 稅收史學

開礦榷稅:萬歷弊政的因果和是非

2019年08月14日 來源: 中外稅收發展史研究文集 作者: 李長江

  明神宗朱翊鈞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個人性格、理政風格和治國成就起伏最大,后世爭議最多的一個皇帝。傳統的歷史學家一向把萬歷統治時期(1573—1620年)的中段看作明帝國的轉折點,王朝局面由此變得難以維持,不可逆轉地滑向崩潰。此間的標志性事件開礦榷稅被視作歷時最久、為禍最烈的弊政,口誅筆伐了400年。本文擬在梳理民變大體脈絡的基礎上,重點剖析事件因果和是非。

  一、禍起:民怨沸騰,民變四起

  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坤寧宮失火,撲救不及,殃及乾清宮,兩宮悉為灰燼。一時間,“營建乏資,計臣束手。”府軍前衛千戶仲春建議開礦以助“大工”,神宗于同年六月派戶部郎中戴紹科、錦衣衛指揮張懋、太監王虎隨仲春到京畿地區開礦,委王虎總領其事。包括錦衣衛在內的衛所軍官和各衙門下層官僚紛紛效仿,爭走闕下,明朝歷史上為時近20年“礦稅使之禍”自此啟幕,一發而不可收。當時的人事布局是:“真、保、薊、永則王亮,昌黎、遷安則田進,昌平、橫嶺、淶水、珠寶窩山則王忠,真定復益以王虎,并采山西平定、稷山,浙江則曹金,后代以劉忠,陜西則趙欽,山西則張忠,河南則魯坤,廣東則李鳳、李敬,云南則楊榮,遼東則高淮,江西則潘相,福建則高寀,湖廣則陳奉,而(陳)增奉敕開采山東。”“通都大邑皆有稅監,兩淮則有鹽監,廣東則有珠監,或專遣,或兼攝。大珰小監縱橫繹騷,吸髓飲血,以供進奉。”

  史料記載,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到三十三年(1605年),各路礦使、稅監共進銀300萬兩(一說至萬歷三十年為止,解進內府銀子500余萬兩),還不時奉獻金珠、貂皮、名馬等。在聚斂財富過程中,報礦者經常無中生有,礦使不管有無,據其所報,招礦徒開采,編富民為礦頭,隨意征用民夫。陳增在益都開礦,征用民夫上千人,許多人無辜殞命,富民也很快成為盤剝對象。稅監到處樹旗建廠,巧立名目,窮鄉僻壤,米鹽雞豕,莫不征稅。

  急功近利的政策和令人發指的暴行激起民眾普遍而強烈反抗。武昌、蘇州、景德鎮、臨清等地群眾相繼發動民變,萬夫所指,人同一心,對抗、驅逐甚至殺死礦使稅監。

  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御馬監六品奉御陳奉被派往湖廣監理礦稅。他僭稱“千歲”,脅迫官吏,縱容隨從劫掠行旅,坑害商賈,強闖民宅奸淫婦女,致人心大恨,不惜“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某日,陳奉自武昌去荊州,商民數千人聚于途經之地,投擲瓦石襲擊陳奉一行,勢不可當。陳奉逃脫后,非但不感謝當地官員拼死相救,反而利用該事件大做文章,打擊蘄州知州華鈺和襄陽知府李商畊,受牽連府州縣官員數十人。曾鞭撻陳奉仆從,事發時又不在場,有失維護之責的華鈺被關押數年,治辦過陳奉參隨人員的李商畊被貶官。事后,有人告發興國州民徐鼎等盜挖唐朝宰相李林甫妻墓,得黃金萬計,神宗命陳奉將這筆財富送入內庫。陳奉有恃無恐,大掘古墓,毒刑拷打被告,刀剖孕婦,溺死嬰兒,激起更大動蕩。這期間,漢口、黃州、寶慶、德安、湘潭等處,接連發生小規模反抗。年底,被辱諸生之妻赴官哭訴,市民萬余尾隨。巡撫等衙門不敢受理,人流轉向稅礦監衙門,投巨石擊傷陳奉。官衙派甲士千人護駕,陳奉氣焰再度囂張。他以火箭火炮襲擊民宅,許多市民斃命。

  分巡武昌、漢陽和黃州三府的按察司僉事馮應京公開站在市民一邊,逮捕陳奉爪牙。事變后,馮憤然上書,陳述陳奉十罪,不想反被陳奉告倒,貶官調職。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三月,朝廷派員拿馮應京進京問罪。得意之余,陳奉在交通要道張貼榜文,羅列馮應京“罪狀”。武漢市民數萬人憤然攻打陳奉宅第,陳奉到楚王府避禍,月余不敢出門。市民抓獲陳奉左右16人,投入長江以泄公憤。巡撫支可大助惡,市民火燒巡撫衙門。武昌民變讓萬歷大受震動,江西稅監李道看準時機,告發陳奉侵吞財物,神宗召陳奉回朝。

  天津稅監馬堂和山東稅監陳增因搶奪地盤發生爭執。神宗親為調解,厘清二人征稅范圍。馬堂隨從數百人,非偷盜之徒即市井無賴。他們手持鎖鏈鐐銬,公然奪人資財,遇有抵抗者,亂加違禁的罪名,鎖起就走。馬堂規定,家僮告發主人,所查沒財物,七分歸官,三分獎家僮。臨清中產之家多由此破產,遠近罷市抗議。某日,萬余州民火燒稅監衙門,擊斃馬堂隨從37人。守備王煬率士卒20多人沖入,救出馬堂,馬堂手下反告王煬肇事將他逮捕,王煬死于獄中。官府追拿參與事變者,州民王朝佐挺身而出,自認發難者,英勇就戮,臨清民眾曾建祠紀念。

  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太監楊榮去云南采礦。他虐待諸生,誣告云南府知府蔡如、趙州知州甘學書并將二人下獄,要麗江土知府退出所轄地盤,四處結怨。萬歷三十年(1602年)三月,騰越(今騰沖)民眾起事,燒毀廠房,殺死稅監衙門駐騰越代理人張安民。楊榮有恃無恐,繼續作惡,杖斃民眾,還將不聽話的衛所指揮使戴枷示眾、關押各一人。萬歷三十四年(1606年)三月,指揮賀世勛、韓光大等率市民萬人沖入楊榮府第,縱火燒房,并于混亂中殺死楊榮,投尸于火。楊榮隨從200多人喪命。

  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蘇、杭織造太監孫隆受命帶收稅課。兩年后,為抵制加稅,蘇州市民蜂擁而起,包圍稅監衙門,殺死孫隆隨從6人,孫隆逃往杭州。神宗命府、按衙門追捕“亂民”,織工葛成(又名誠、賢)獨赴官府,一力承擔。他被判死刑,十多年后獲釋。清初,蘇州民眾在虎丘為葛成立碑,曰“吳將軍葛賢墓”。

  尚膳監監丞高淮出任遼東稅使,恣橫不法,甚至調動兵將,干預軍事。萬歷三十一年(1603年)夏,高淮率家丁300人,打將軍旗號,擊鼓鳴金,揚言入京謁見皇帝。隊伍駐扎廣渠門外,京師震驚。眾臣直言:高淮擅離職守,挾兵潛往京師,實為數百年未有之事,自稱鎮守,協同關務,亦荒唐至極。神宗存心袒護,稱高淮是奉命行事,高淮更無忌憚。他肆意招募死士,出塞涉獵,與邊將爭功,克扣軍士糧餉,關內關外深受其害。

  萬歷三十六年(1608年)四月,前屯衛發生騷亂,士卒齊聲高呼“愿食高淮肉而甘”。六月,高淮派員去錦州等地向軍戶索賄,軍戶殺來人,聚眾千余圍攻高淮衙門。高淮恐懼,逃到關內,告同知、參將逐殺欽使,劫奪御用錢糧,造成極大動亂。局面無法收拾,神宗召回高淮。

  廣東、廣西、江西和陜西也發生民變。

  萬歷年間民變頻發,遍布各地,動輒萬人,而且是市民階層和反對宦官集團的封建士大夫階層的聯合行動,起重大作用的往往是諸生、鄉紳,或者受欺凌的中下層軍官。

  二、禍因:皇帝貪財,一意孤行

  萬歷時期,整個世界正處于大變動期。由于生產力持續發展,新的生產關系開始萌芽,中國已經走到由古代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的巨變前夜。遺憾的是,中國封建制度過于成熟和強大,延緩和拉長了巨變進程。加之皇帝沉溺酒色財貨,無進取心,無回天力,明帝國非但跟不上世界潮流,相反還漸入絕境,加速終結。“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

  明廷差官開礦,始于洪武。遣使榷稅,發端中葉。因得不償失,開礦幾起幾落,榷稅屢行屢止。萬歷中期,神宗“患內廷匱乏”,擔心“三大征”耗費巨大而影響皇室消費水平,不顧臣民反對,劍走偏鋒,一意孤行。凡開礦榷稅之事,有求必應,“乞請之章,無日不上,批答之旨,無日不下”。

  說來不可思議,萬歷執意開礦榷稅,只是因為貪財。貪財像一張標簽,牢牢地貼在明神宗臉上。翻開史書,萬歷貪財的記載很多。遠在抄張居正家時,有大臣批評他“重貨而輕人”。吏科給事中李沂批評他貪財,被消籍回里。大理寺評事雒于仁冒死上《四箴疏》,說皇帝患“嗜酒”“戀色”“貪財”“尚氣”四病,這和另一位大臣“好逸”“好疑”“好勝”“好貨”的評語異曲同工。萬歷三十二年正月,內閣首輔沈一貫對礦稅使橫行深惡痛絕,上疏直言:“皇上視財太重,視人太輕;取財太詳,任人太略。”還有人說他“唯賄是聞”。開礦榷稅維系了將近二十年。史載:“當是時,帝在位日久,倦勤,朝事多廢弛”。“章奏不發,大僚不補,起廢不行”。“自閣臣至九卿臺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十之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萬歷三十九年),未嘗用一人,陛下萬事不理”,上下隔絕,“而臣部黨勢漸成”。

  陛下萬事不理,此話精準到位。明神宗晏處深宮,不補缺官,萬歷三十年兩京缺尚書3人、侍郎10人、科道官94人,全國缺巡撫3人、布政監司66人、知府25人。萬歷三十七年起,不少大臣封印出城,拜疏自去,許多辦事機構陷入癱瘓,政務荒廢。弘正嘉隆間士大夫廉潔自重,迨萬歷朝風氣大變,“黨局既成,互相報復,至國亡乃已”。

  只有直接從事開辟新財源的太監(礦稅使)才受到萬歷的重視。事實上,開礦榷稅并沒有給萬歷帶來豐厚的收入。如前文所述,解進內府的銀子只有區區數百萬兩,只是小頭,被層層瓜分的才是大頭,“大約以十分為率,入于內帑者一,克于中使者二,瓜分于參隨者三,指騙于土棍者四”。翻譯成吏部尚書李戴的話,礦使稅監聚斂的財富,以十分計算,解入內府不過一分,礦使稅監私入腰包二分,礦使稅監隨從就地瓜分三分,當地土豪惡棍中飽私囊四分。大學士趙志皋疏言:“前遣之使挾官剝民,欺公肥己,所得進上者十之一二,暗入私囊者十之八九”。這意味著,皇帝得到三五百萬輛,而納稅人實際負擔的卻是三五千萬兩。就前因而言,開礦榷稅是秕政,就后果而言,開礦榷稅是暴政。秕政和暴政,都是弊政。對此,呂思勉和傅樂成的觀察可謂到位:“神宗信任中官,使其到各省區開礦,名為開礦,實則藉此索詐。又在窮鄉僻壤,設立稅使,騷擾無所不至”;“神宗既長,荒于酒色,加重賦稅,并遣宦官四出開礦,擾民達于極點,遂種下亡國的因素”。

  事實上,開礦榷稅只是一個掩人耳目的招牌,因為解入內府的銀兩和中飽私囊的銀兩,并非全部來自開礦、征稅。“礦不必穴”“稅不必商”8個萬歷不在意別人怎么說,他在意的,只是錢。在他的強力推動下,字已然說明,“開礦榷稅”和“公開掠奪”基本上就是一回事。由此,我們不難理解,各階層強烈反對,“市民運動”“市民風潮”或“城市民變”風起云涌,從一開始就是注定的。

  天下蕭然,生靈涂炭。所行非事,所托非人。

  奉派太監驕橫不法,激起朝野普遍而激烈反對。鳳陽巡撫李三才說:“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陛下欲崇斂財賄,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綿祚萬年,而不使小民適朝夕之樂?”有的地方官吏旗幟鮮明,以不合作態度對待朝廷派遣的太監。太監潘相去上饒縣查勘礦洞,事先通知知縣李鴻,希望有所照應。李鴻禁止百姓供給食物,違令者論死。潘相在山上奔走終日,饑渴難忍,疲憊而歸。官員公然對抗礦使稅監是要準備吃苦頭的,只要被指控阻撓開礦,輕則降職罷官,重則下獄治罪。萬歷三十年(1602年)五月,神宗患病,一度想罷去礦使稅監。他召首輔沈一貫到后殿,談及傳回全部內監:“礦稅因大工權宜,今宜傳諭,及各處織造,陶器具停。”沈一貫忙回內閣擬旨,慶幸多年苦諫終有效果。誰知第二天神宗康復,又派宦官20余人到內閣追索前旨。

  萬歷四十八年七月,萬歷駕崩,朝廷頒遺詔承認“礦稅煩興,征調四出,民生日蹙,邊釁漸開”,昭告天下“一切榷稅,并新增織造、燒造等項,悉皆停止”。

  三、禍根:多方角力,盤根錯節

  開礦榷稅是一項錯誤的決策,錯就錯在用了一幫不該用的人,采取了一種不該采取的手法,辦了一件不該辦的事。從表面看,開礦榷稅激發民變是因為中官聚斂失度,擾民過甚;從深層原因分析,開礦榷稅一塌糊涂的背后是皇權和相權暗中角力,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文官集團和宦官集團激烈沖突,市民、中下層軍官和封建士大夫(包括諸生、鄉紳)等階層融合取暖。而這一切,必須放在萬歷中后期官場生態和社會生態的背景下、放在道義和利益的博弈中考量。

  礦稅之設,本為大工。看似堂皇、充分的理由,其實根本立不住。王元翰曾上疏直言:“若捐內帑數百萬金,工可立竣,毋徒勞四方百姓。”這筆賬,精明的萬歷不會算不清,但他揣著明白裝糊涂,他的用心是為內府開辟一條制度化、機制化、常態化的生財之路。對此,黃仁宇的觀察可謂直截了當,“制度的管控能力有效,對于收入與開支都控制不力,這也導致了皇帝自我放任。由于公共財政總是混亂無序,皇帝沒有自我克制的理由。當萬歷分遣中官出任稅監之時,他甚至有理由認為這是為了攀比官僚的生活。”

  時刻高踞道義制高點的文官集團自然看得透皇帝的私心,他們規勸皇帝的奏章在苦口婆心、不厭其煩擺事實、講道理、談危害的同時,也掩飾不住對皇帝置文官的職守、操守和臉面于不顧,轉而重用中官為非作歹的不滿甚至憤怒。這等于說,在包括開礦榷稅在內的很多問題上,皇帝和文官集團一直在較勁和斗氣。較勁和斗氣的結果,是皇帝愈發一意孤行,發威用狠,文官愈發痛心疾首,徒喚奈何。

  萬歷中后期的朝局詭譎而尷尬。由于皇帝拒絕和臣僚合作,君權和相權(其實無相,只有內閣)維持一種殘缺、畸形的制衡。有研究者指出,皇帝拒絕與官僚們合作,原因簡單而復雜。第一,皇帝一再受挫于官吏,屈從他們的意愿,于是心懷怨憤,以不合作報復文官集團。第二,當他滿足于讓政府的許多部門在人員配備過少和無領導人的情況下竭力支持時,他顯然把所有那些與積累財富有關的文官機構排除在這種處置之外。第三,他滿足于讓人員減少,是因為沒有付給那些不值一談的官僚的薪俸可以轉入他的內庫。

  疏遠文官、重用太監的后果之一是激化了各級官員和太監的矛盾。當萬歷派遣太監到各省任稅使和礦監時,他已然進一步疏遠了各級官員。皇帝委派太監監督和主持各省行政事務至此已成慣例。由中使接管行政事務,降文官為事實上的屬員,使原本簡單的問題復雜化。起初,太監和文官總體上協力工作,隨著開礦榷稅范圍逐漸擴大,太監權力逐漸擴展,他們與當地文官政府正常職責的沖突不可避免且愈演愈烈。在太監眼里,文官在賦稅管理方面經常以馬虎、無能和腐敗出名,他們習慣于依照定額掌控收支,不諳精細管理和堵漏增收之道。在文官眼里,太監很少受到文化訓練,漠視貧民疾苦,可能因生理缺陷引發心理缺陷,行事風格偏激,容易激發社會矛盾。

  太監們沒有能力、沒有辦法把官僚們辦壞的事情辦好,相反還辦得更壞。太監越俎代庖,深度介入開礦、征稅,通常把地方上的惡棍和投機分子搜羅到管理者和執法者的隊伍中,礦稅實際上異化成一種敲詐名目。極端的事例是太監們威脅在房屋和祖墳下挖地采礦,向業主勒索報酬。他們的活動由此受到文官、中下層軍官的阻撓,還引發很多城市騷亂事件。李三才、馮應京、賀世勛等與太監的沖突就是例證。太監主導下的開礦榷稅以朝廷信譽的極大損失為代價,只帶來極少的收入,這導致一系列嚴重后果:第一,整個社會奮起言利。“由是卑秩冗僚,下至市井黠桀,奮起言利。而珰使四出,毒流海內,民不聊生。”第二,部分礦企倒閉,困境中的礦工淪為盜匪,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第三,文官的工作和仕途陷入危機。明代,地方上的施政能力和治理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地方長官的政治品格。在制止地方士紳對民眾的剝削時,他們經常被迫單獨行動。隨著黨派政治成型,行政機關的自信被動搖了,懷疑和不相信的態度迅速且不可逆轉地蔓延到低層行政機構。他們的美德很少被上峰承認,他們的剛毅得不到朝廷支持。第四,誘發內閣和地方政府的矛盾。比如同僚們認為,大學士沈一貫履職無能,敦促皇帝不力,這些不滿情緒漸漸演變成上綱上線的道德批判和人品責罵,甚至派系纏斗。

  從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評價,開礦榷稅全方位面激發了社會矛盾,已經遠遠超出稅收范疇。河南巡撫姚思仁概括說:“開采之弊,大可慮者八。礦盜哨聚,易于招亂,一也。礦頭累極,勢成土崩,二也。礦夫殘害,逼迫流亡,三也。雇民糧缺,饑餓噪呼,四也。礦洞遍開,無益浪費,五也。礦砂銀少,強科民買,六也。民皆開礦,農桑失業,七也。奏官強橫,淫刑激變,八也。今礦頭以賠累死,平民以逼買死,礦夫以傾壓死,以爭斗死。及今不止,雖傾府庫之藏,竭天下之力,亦無濟于存亡矣。”

  《劍橋中國明代史》認為,開礦榷稅直接導致明朝統治能力衰落。“一個其公開承認的目的是保存農村村社單純性的相對松散的政府,是沒有能力應付新的時代的難題的。”

友情提示:一周新文|稅收公益服務|學術資料中心|學會記事|舊版回顧

版權所有:中國稅務學會 國新網 1012012003 京ICP證040820號 技術支持:北京中稅和科技發展有限責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區棗林前街68號 郵編:100053

三分时时彩官网登录-【500万彩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