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首頁 > 學術研究 > 稅收史學

盛衰豈無憑:從稅收視角看明朝興亡

2019年08月14日 來源: 中外稅收發展史研究文集 作者: 李長江

  稅收是王朝興衰、更替的重要變量。稅收演進和王朝興衰具有時間、方向、深度和廣度上的密切相關性和高度一致性。除去特別短命的幾個王朝,多數王朝大致都要在肇建初期整理稅制、承前啟后,在發展初期輕徭薄賦、休養民力,在鼎盛時期揮霍無度、蠲免有加,在衰微時期改革自救、開源節流,在沒落時期用度超常、橫征暴斂。就稅收對王朝興衰的作用機理而言,不管各種機緣曾經如何促成王朝的盛世或中興,當內憂外患激化各種潛在矛盾,任是多么昌盛的王朝,都阻不住漸進衰敗的國勢;在末世用度超常和資源不濟的情勢下,君王、百官、軍隊、紳士與百姓各方關系默契投合所形成的盛世平衡狀態,因稅收關系失衡而漸次失衡;農業社會所供應的低產稅率的稅源,不足以支撐征納雙方同富,一方過分富有必然導致另一方貧困潦倒,長期苛征百姓必將危及政權。

  王朝背景下的賦稅,外延較為寬泛,在形態上表現為賦稅、徭役、征榷、貢獻和類稅、準稅、隱稅并存、并行。如果把清初學者黃宗羲歸納的“積累莫返之害,所稅非所出之害,田土無等第之害”一并考量,實際運作層面的賦役比制度設計層面的賦役還要復雜很多。本文擬從明朝賦役制度發展的大致脈絡入手,簡要分析王朝興衰中的稅收因素。

  一、明朝賦役制度的建立和調整

  明朝自洪武元年(1368年)建國,迄崇禎十七年(1644年)滅亡,中經16帝17朝276年。這276年大體可分為建立、興盛、中衰、滅亡四個階段,期間重大賦役事件包括賦役制度重建、田賦貨幣化與江南均田均糧活動、創行均徭法與十段冊法、萬歷清丈與“一條鞭法”改革、開礦榷稅和三餉加派、終結。

  就制度本身而言,明初的賦役制度比歷史上任何朝代都要嚴密、系統和完整。明帝是全國人民的大宗主,全國百姓都是其編戶民(役戶),除少數欽賜優免者外,無不被分撥承擔徭役,納糧當差。百司官僚、地方庶尹替皇帝經管土地、牧養百姓,官亦役。同時,皇帝是全國最大的地主,天下田地盡為戶役田。所有土地被授予或被允許管業,均以役戶必須執行其本等差役為前提。皇帝以大宗主和大地主的雙重身份坐實了“占田于民,則入賦于君”的封建邏輯。

  在具體操作上,明廷攢造魚鱗圖冊和黃冊,編管全國土地和人民。魚鱗冊詳載土地形狀、性質、等級和種類,黃冊詳載各戶人丁和產業結合狀況,兩者互補。“按圖以稽荒熟,為某人現業,則田土不可隱;按冊以稽某家某戶占田若干,坐落某處,則稅不可逋。”以魚鱗冊為經、黃冊為緯的賦役制度,確保了國家賦役有效征派。這里所說的賦役,名可分實不能分,二者沒有本質差異。因為明代賦役制度以皇帝對全國土地和人口私人占有為基礎,田是皇田,不納糧當差其田入官,民是皇民,是具有封建人身依附關系而隸屬于帝王的編戶齊民,各色人丁必須收籍當差,或當有賦役者之差,或當無賦役者之差,“有賦役者謂有田糧當差者也,無賦役者謂無田糧止當本身雜泛差役也”。明代田賦不是土地稅,而是役,而且是正役。

  明中葉,田賦制度發生重大變化。一是金花銀出現。金花銀即貨幣化的田賦,它是封建國家為保證朝廷財賦收入對實物田賦制度的靈活改革。田賦貨幣化是繼兩稅法之后,我國賦役制度的又一重大變革,對明代賦役制度的發展影響深遠。田賦折銀帶動力役折銀,最終催生納銀募役的一條鞭役法。二是江南均田均糧活動。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江南官田多且科則重,賦役遠遠高于其他地區。蘇州府以占全國1.16%的墾田輸納全國9.8%的稅糧,松江府以占全國0.67%的田土上繳全國4.1%的稅糧。宣德五年(1431年),“才力重臣”周忱巡撫江南,以均耗折征法調整官田、民田賦稅負擔。此后,江南多地啟動以“官民一則”為訴求的田賦改革,官田民田科則差異逐漸拉平。

  隨著政治腐敗、國家控制力減弱及商品經濟發展,明朝賦役制度不得不面對兩大嚴峻挑戰:國家統治集團不斷擴大,奢侈性消費惡性膨脹,行政開支急劇增加,百姓賦繁役重;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吏治日漸腐敗,官僚、地主、胥吏沆瀣一氣,通同作弊。為擺脫財政困境,均平賦役、緩解階級矛盾,有識之士啟動明中葉賦役改革。江南巡撫周忱改革里甲正役,將正雜二役混編合并征收、徭役編僉由戶等向丁田(尤其是田)過渡、固定役額,同時將力役折銀、縮短里甲輪支時間,既保證了國家賦役正常征派,財政收入穩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均平了徭役負擔。江西按察僉事夏時創行均徭法,將有定額、有定期的常役同無定額、無定期的上命非時的雜泛差役劃分開來,并把前者從雜役中獨立出來,冠其名曰均徭,自此明代徭役正式區分為里甲正役、均徭、雜泛差役。均徭法在推進過程中,弊端日漸顯露:里甲貧富不等,卻要負擔相等的徭役,“富里之民雖田盈千畝一役不沾,患里之民雖無立錐,且充數役”;富豪賄賂胥吏,《均徭文冊》登載失實,有司“只憑冊籍,漫定科差”,負擔不均。為革除均徭弊端,十段冊法應運而生。十段冊法又稱十段錦法,其內容在各時各地差異頗多,主要方式不外兩種:一是十段田法,不再采取里甲輪流服役之法,而是通計一縣丁糧,均分十段,每年提編一段。丁田互折,力差折合為銀差。二是提編法,“算該每年銀力差各若干,總計十甲之田派為定則,如一甲有余則留二三甲用,不足則提二甲補之。鄉宦免田,十年之內止免一年;一年之內止于本戶。寄莊田畝不拘同府別府,但已經原籍優免者,不再免。”十段冊法保持均徭內含役目不變,只對均徭編審對象和輪役方式進行改革,一定程度上杜絕了富戶賄賂胥吏避重就輕,也抑制了優免冒濫,具有進步意義。

  田賦貨幣化與江南均田均糧活動、創行均徭法與十段冊法只是一些小修小補,明朝賦役改革的大動作是推行“一條鞭法”。“一條鞭法”又稱“一條編法”,簡稱“條鞭”“條編”。《明史·食貨志》載:“一條鞭法者,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于官。一歲之役,官為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增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供方物,悉并為一條,皆計畝折銀,折辦于官,故謂之一條鞭。”“一條鞭法”發軔于嘉靖初年,至隆慶、萬歷初始盛行,萬歷中葉后遍及全國。其要點是賦役合并、一概折銀。所謂賦役合并,就是將以前的徭役折成銀兩,與賦稅折成的銀兩統一征收。實行“一條鞭法”之前,賦役分開征收,賦以田畝為征收對象,收夏糧和秋糧,役以戶、丁為征收對象,分為里甲、均徭、雜泛三種。實行“一條鞭法”之后,化繁為簡,賦役合一,并且改以田畝、戶丁兩項為征收對象,政府所需要的役由政府從稅銀中拿出一部分統一雇人代役。所謂一概折銀,是將夏糧、秋糧、馬草、驛傳、馬價、種馬草料、均徭(銀差、力差、聽差)與里甲各項,全部折成銀兩,照地畝和人丁均攤。“一條鞭法”部分地改變了以往賦役負擔不均的狀況。將各種徭役折成銀兩,又將原先按丁征收的役,改由丁、田分擔,相對松弛了對農民的人身控制,客觀上有利于生產力發展。役銀與田賦折成的銀兩合并,統一征解,使原先繁多的雜稅歸于一條,賦役因此簡單化。實施“一條鞭法”,緩解了明王朝的財政危機。戶部太倉儲銀由之前的年200萬兩增至三四百萬兩。京師儲糧700萬石,是隆慶年間的3倍,可供京營官軍消費6年。

  與“一條鞭法”幾乎同時進行的聲勢浩大的清丈土地運動同樣意義重大。清丈土地的動因,是官僚地主瞞報土地,一些錢糧無法落實,國家賦稅不足。萬歷六年(1578年),皇帝下令在福建試點清丈錢糧。萬歷九年、十年,清丈在全國展開。一些地方官員因不切實執行清丈田畝工作,受到懲處。萬歷九年二月,松江知府閻邦寧、汝州知府郭四維、安慶知府葉夢熊、徽州府掌印官李好問,都因清丈錢糧怠緩而受處分,停俸,戴罪管事。經張居正嚴厲督辦,雖有一些地方草率從事,但總體上清丈成效顯著。從清丈結果看,張居正設定的(使土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蓋既不減額,亦不益賦,貧民不敢獨困,豪民不能兼并”a的目標基本實現。第一,全國土地面積比清丈前增加180萬頃,賦稅由此增加。第二,清丈改變了稅糧負擔不均的狀況,使長期以來稅糧與土地分離的紊亂局面暫時得到改觀,那些昔日沒有土地而要承擔稅糧的農民擺脫了不公平的賦稅負擔。第三,以清丈為基礎,政府重新編制魚鱗圖冊,而魚鱗圖冊也成為此后按土地征收賦稅的重要依據。第四,清丈的同時,在全國統一了畝制和繳納稅糧的科責。凡此種種,為“一條鞭法”改革奠定了基礎。

  二、增收無力節支乏術:稅收視角下的明朝敗亡

  明朝敗亡從財政失控開始。財政失控之因,用8個字即可概括:增收無力,節支乏術。

  明朝開國后規定,親藩受賜田地載于金冊,免除全部稅糧和差役,這意味著大量占有土地、資產和資源的王公貴族及官僚階層游離于稅收監控之外。最初的土地賞賜構筑了一種激勵機制,后來的土地賞賜則摻雜了權勢角逐的復雜因素。明后期,免稅土地的受賜和受益范圍被毫無節制地擴大,逐漸形成一個足以沖擊直至動搖稅基的龐大免稅特權階層。萬歷十七年(1589年),潞王就藩河南衛輝,上賜豫、楚兩地閑田及原景王府莊田4萬頃。萬歷四十一年,福王就藩河南,神宗賜良田4萬頃,經葉向高等大臣據理力爭,改賜2萬頃,河南土地不夠,以山東、湖廣之地補足a。四川沃野“為王者什七,軍屯什二,民間僅什一而已”。天啟年間,藩王無田可撥,竟令各地農民分攤銀租,以致出現“無田之租”。洪武初年,享受宗祿的宗室人數58人,至嘉靖年間增至28840人,不到200年的時間陡增496倍。

  征稅失控直接導致發展社會生產的公平競爭機制被打破,土地兼并之風愈演愈烈,大量應稅耕地滾雪球一樣集中在特權階層名下,變成免稅耕地,以至于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立錐無地。兼并侵吞大量土地的王公、勛戚、豪強、官僚、地主,極力隱匿田產,逃避納稅。1502年全國田地總數8357485頃,實際征收田賦的土地只有4228058頃,僅占50.59%。稅基嚴重縮水后,明朝的既得利益者選擇了一種旨在維持龐大帝國正常運轉的新規則:加征賦稅。史料記載,明末正常年份賦稅收入一般1500萬兩白銀上下。通過加征賦稅,迅速增至4000萬兩。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遼東發生戰事,為籌措軍餉,明廷議決,除貴州外,每畝加征田賦3厘5毫,后又加征3厘5毫。萬歷四十八年,再增2厘。三年三增賦,共得銀520萬兩。這宗以“遼餉”為名加征的田賦,被朝廷固定下來,成為常賦。崇禎二年,又因軍餉不足,于每畝已加9厘外,復加遼餉3厘,是年遼餉增至900萬兩。崇禎十年,為鎮壓農民起義,開征剿餉,在舊額田賦基礎上每畝加糧6合,而以每石折銀8錢的比率輸官,得銀200萬兩。崇禎明確表示,剿餉為臨時加派,“勉從廷議,暫累吾民一年。”到第二年,又收了一半。崇禎十二年,廷臣議練邊兵,遂于天下田土中,畝加賦銀1分,共增賦730萬兩,是為“練餉”。跟遼餉一樣,練餉也成為明廷常賦。

  遼餉、剿餉和練餉并稱三餉。加派三餉是明廷轉嫁財政危機于小民的剜肉醫瘡之策。有御史稱:“一年而括二千萬以輸京師,又括京師二千萬以輸邊”,是亙古未有之事b。萬歷年間的危機,因朱翊均“非但內者不出,且欲外者復入”,尚有回旋余地,到了崇禎年間,則是外庫內庫俱空。

  三餉之外,還有加餉、助餉、新餉、均輸、丁銀、差徭、雜項等,可以說五花八門。為確保收入,明廷變革賦稅征收方式,廣泛使用帶征、預征等極端手段,導致“舊征未完,新餉已催,額內難緩,額外復急,村無吠犬,尚敲催追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撲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磷,夜夜常聞鬼哭”。與三餉加派同樣臭名昭著的另一賦稅政策,是開礦榷稅。開礦榷稅肇始于萬歷二十四年。“只知財力之多寡,不問黎民之生死”的明神宗好貨成癖,委任大批宦官做礦監稅使,“礦不必穴,而稅不必商,民間丘隴阡陌皆礦也,官吏農工皆入稅之人也”。礦監稅使以開礦榷稅之名,行勒索民財之實。礦監所到之處,“富者編為礦頭,貧者驅之墾采,繹騷凋敝,若草菅然”。甚至公然敲詐勒索,“富家巨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以為下有礦脈,率役圍捕,辱及婦女,甚至斷人手足投之于江”。“天津有店租,廣州有珠榷,兩淮有余鹽,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有鹽茶,重慶有名木,湖口長江有船稅,荊州有店稅,又有門攤、商稅、油布雜稅,莫不設珰分職,橫肆誅求。有司得罪,立系檻車,百姓奉行,若驅駝馬”。“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礦監稅使橫征暴斂,無惡不作,他們“掘人冢,壞人廬,淫人室,蕩人產,劫人財”,使得整個國家“如沸鼎同煎,無一片安樂之地,貧富盡傾,農商交困,流離遷徙,賣子拋妻,哭泣道途,蕭條巷陌”,從而引發嚴重的社會政治危機。萬歷二十七年,湖廣稅監陳奉到荊襄收稅,激起民變,“商業鼓噪者數千人,飛磚擊石,勢莫可御”。陳奉逃回武昌后不思悔改,恣行威虐,萬歷二十九年,武昌市民不堪勒索凌辱,一萬余人“圍繞陳奉公署,誓必殺奉。奉從后門潛逃,匿楚王府中。民眾將番校耿文登等十六名捆縛手足,投之于江”。蘇州織造太監孫隆盤剝機戶,“每機一張,稅銀三錢”。萬歷二十九年,蘇州機戶擊殺孫隆爪牙黃建節,孫隆狼狽逃竄。山東稅監馬堂橫征暴斂,“凡系背負米豆生理之類盡行抽稅,以致販賣俱不進城,小民度日不支”。臨清市民忍無可忍,聚眾萬余,火燒馬堂衙署,殺其黨羽37人。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各地民變數百起。

  不計后果的“國家搜刮”帶動了各級官吏層層“搭車”,而搜刮和搭車的一切后果,最終都由百姓承擔。大批無地的百姓無法忍受苛重的賦稅,只好流亡外地“趁食”,流民多達600萬人,占全國人口1/8,局部地區“十室九空”。加之天災肆虐,百姓無法生存,只好揭竿而起,扯旗造反。農民造反,朝廷就要鎮壓,鎮壓就要增加軍費,增加軍費就要加重盤剝和搜刮,加重盤剝和搜刮農民就要造反。

  內外兩條線上的纏斗使明廷財力消耗殆盡,大明財政不可避免地陷入災難性危機,朝廷實在無力為前線開餉,只能欠餉。1610——1627年間,京運餉銀積欠900多萬兩。崇禎元年(1628年),陜西兵餉積欠30個月。崇禎二年,延綏、寧夏、固原三鎮欠餉36個月。朝廷長期欠餉,加上軍官貪扣,士兵每月只得餉銀5錢,按市場米價折算,只能買米10斤,饑寒交迫,無以為生,不但無法戰勝強敵,而且嘩變反抗,劫掠擾民,甚至掉轉槍口,加入義軍。

  明朝的財政危機不斷加劇。萬歷十年(1582年)歲入白銀367萬兩,歲支422萬兩,超支54萬兩。萬歷二十七年前后,每年超支50萬兩左右c,至萬歷三十七年已是“老庫將盡,京糧告竭,太倉無過歲之支”,“從古以來未有公私匱竭如今日之窮者。”

  節支乏術,就是不會過日子。有時大手大腳,有時吝嗇小氣。該花的錢不肯花,不該花的錢不少花。

  明末,整個皇室近70萬人,其奢靡生活消耗,使“乞丐財政”雪上加霜e。明朝的皇室費用,包括皇室生活費、奢侈品采購費及宮室、皇陵建造費。皇室生活費,主要由光祿寺承辦,憲宗成化以后,添坐家、長隨80余員,傳添湯飯的宦官150余員。天下常貢不足,責買于京師鋪戶,市井負累。仁宗時廚役6300名,憲宗時增1/4,至7900名,嘉靖初減為4100名,歲額銀節減到13萬兩,不久又增至40萬兩。額派不足,從太倉借用,太倉不足,乃令增派。萬歷中期皇帝一人年膳食費30萬兩。皇室奢侈品或由地方貢獻,或由官府采辦,或組織生產。明初,此類支出較小,后日漸奢靡,尤以憲宗、武宗、世宗、神宗為厲。憲宗為搜集珍玩,采購禽鳥,糜費國家資財動輒萬計。神宗大肆收購珠寶,致市價攀升20倍。萬歷末年,由于采造耗費過大,內府告匱,而移濟邊銀以充用。明帝先后建南京、北京、中都宮殿,工役浩繁,耗資驚人。僅北京一地,建殿86所、宮48所、樓閣23所、館22所,齋室堂軒不計其數。建于鳳陽、南京、北京的17處皇陵,更耗費了大量民脂民膏。僅定陵,即耗銀800萬兩。

  明代官俸微薄,但國家俸祿支出并不少。其因有二:第一,宗藩龐大。皇親姻戚不斷滋長,而民賦有限,宗藩祿廩,成為明后期財政一大負擔。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全國運送京師糧食400萬石,而各王府的祿米卻是850萬石,運京之米不及祿米一半。第二,官吏過多,超過以往任何朝代,各項俸糧數千萬,而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額派夏稅秋糧2668萬石,出多入少,其結果是王府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廩俸。

  明末財政失控,有一個匪夷所思的原因:皇帝貪財。明朝的財政體制是分灶吃飯,皇室收入主要來源于礦冶鹽業關稅,稱為內帑。征賦收入主要靠賦稅,稱為太倉銀。內帑和太倉銀雖然用度不一,但從理財上說,應該形成互補機制。本來,這是很科學的分配機制,然而,明末的皇帝卻像守財奴一樣,將內帑銀子看得很緊,絕不肯拿出來給太倉銀開支,反而累累讓太倉銀為皇室補貼。

  崇禎二年春天,三邊總督楊鶴建議朝廷對起義軍以招撫為主,追剿為輔,崇禎納之,屢見奇效。然而,崇禎怕花錢,四年正月,一吳姓御史奉命放賑陜西,崇禎給他的帑銀只有區區十萬兩。面對哀鴻遍野的廣大饑民,十萬兩帑銀無異于杯水車薪。很快,已經投降的起義農民,又一次拿起武器,造反的烈焰,漸成燎原之勢。關系到朝廷經濟命脈的江南水利年久失修,有大臣奏本興修,崇禎知道修水利要不少銀子,而國庫又拿不出來,動用內帑自己又不情愿,于是以不便“擾民”為由而置之高閣。

  更可笑的是,國難當頭之際,作為帝國主宰的皇帝,居然像個慳吝的小財主似的不肯急國家之急。清兵幾次兵臨城下,急需內帑救急,崇禎及王公貴族、官僚大臣莫不抱緊私囊,大敵當前卻不肯為國捐助。

  李自成攻破北京后,發明一種酷刑,叫作“夾棍”,用于逼迫王公貴族、官僚大臣交出他們的私房銀子,斬獲頗豐。史料記載,李自成破京半月之內,夾得銀子7000萬兩。崇禎死后,李自成在他的宮殿內搜刮銀子3700萬兩、金近2000萬兩。

  三、結語:歷史周期律與稅收周期律

  明朝滅亡,留下一個百姓“凍骨無兼衣,饑腸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蒿未完,流移日眾,棄地猥多”,“地畝荒蕪,百姓流亡,十居六七”的亂世。黃炎培所歸納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榮取辱”的周期率(律)再次被驗證。歷史周期律和稅收周期律高度關聯,互為表里,同向同幅。

  就系統性、嚴密性和完整性而言,明初的賦役制度明顯好于歷史上任何朝代,可以說起步不錯、起點較高。洪武三年(1370年),明皇朝推行戶帖制度,“各書戶之鄉貫、丁口、名、歲,以字號編為勘合,用半印鈐記”;“男女田宅牛畜備焉”;“寄藏于部,帖給之民。仍令有司歲記其登耗以聞”。戶帖制度為賦役征收提供了依據。洪武十四年、二十年,分別建立黃冊、魚鱗圖冊制度,兩冊經緯交織,戶口制度與土地制度并行不悖,夯實了賦役管理的基礎,此時的賦役管理是有序、有效、完備和穩固的。田野辟,戶口增,是明初經濟恢復的主要標志,也是明太祖鞏固皇權的重要基礎。這一目標順利實現,和土地制度、賦役制度推行直接相關。萬歷年間的土地清丈,進一步厘清了稅源底數,此時的賦役管理從部分失序、失效回歸總體上有序、有效,但新的失序、失效開始累積。

  張居正大刀闊斧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切中時弊,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張居正深謀遠慮,剛毅明斷,清醒地認識到明皇朝已成“將圮而未圮”的搖搖欲墜的大廈,挽狂瀾于既倒,雷厲風行,大膽改革。張居正對財政困難、社會危機原因的認識清醒而深刻,在他看來,“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吏朘民膏以媚權貴,而繼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為逋負淵藪,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豪民有田不賦,貧民曲輸為累,民窮逃亡,故額頓減”。由此推行的“一條鞭法”改革上承唐兩稅法,下啟清攤丁入畝,是中國賦役制度的重大變革,發揮了抑制兼并和均平賦役的作用。

  中國社會極其復雜,受利益博弈、人情運作等多種因素影響,任何一項制度在操作層面遠比設計層面豐富、多變、富于彈性。賦役制度作為和社會各階級、階層聯系最緊密的基本制度,經過數百年演變,很多規則成為與設定目標相去甚遠甚至面目全非的新規則或者潛規則。明初那套以系統、嚴密、完整著稱的賦役制度屢經改革依然積弊叢生,以致最終難逃飲鴆止渴的敗運,根本原因是政治生態、社會生態出了大問題。賦稅是很多因的果,也是很多果的因。賦役問題積重難返,是社會自我凈化功能退化,整體滑向機制性墮落的結果。國家治理能力退化、社會生態惡化,反過來刺激賦役問題堆積、失控。

  洪永兩朝后,魚鱗圖冊受到沖擊。“有田者無糧”“有糧者無田”,田產已去而稅糧猶存,無田者納無窮之稅怪象比比皆是。至宣德朝,土地政策改變,國初規定“永不起科”的墾荒土地一概量出作數,列入賦額。地方政府恐畝數增多,乃以大畝當小畝,至有數畝當一畝者。自是編制冊籍,往往雙重標準:大畝上報,小畝派糧。地畝可以隨意伸縮,為經理者上下其手、弄虛作假大開方便之門。明中葉后,法治日趨松弛,土地兼并之風盛行,田土多被欺隱,見籍納稅者日漸減少。“洪武初年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頃有奇。弘治十五年存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是宇內額田,存者半,失者半也。則賦稅何從出,國計何從足耶?”“天下有司,受猾民贓利,為之欺隱額田,蠹國害民,弊無紀極”a。萬歷年間土地清丈,勛貴、宦官、豪紳地主欺隱田土的不法行為受到一些限制,民間虛糧賠納之弊有所減少。此后,隨著吏治敗壞,賦役管理始終沒能走出田籍混亂、田畝無準、賦役不平的亂局。

  歸根到底,包括賦役問題在內的一切經濟社會問題出自統治集團自身,牽扯到能力、技巧、操守等諸多方面。首先,皇明朝皇帝和皇族“集體不靠譜兒”,時常表現出乖戾鄙賤的氣質,為朝廷和社會持續注入大量負能量。武宗行為荒唐怪誕放蕩,史稱“問題皇帝”。世宗常年煉丹,大臣奏疏遞上去,收到的往往是“憲似速,宜如何”“卿齒與德,何如”一類的啞謎。神宗長期蝸居在紫禁城,不上朝,不見任何官員。熹宗癡迷于木工,朝政交給太監魏忠賢打理。明朝皇族一代一代在物欲肉欲里掙扎委頓,表現出一脈相承的窮極無聊。時常窄衣禿帽,游行市中,袖錘斧傷人者有之;每日使棒弄刀,挾彈露劍,怒馬馳逐,斫擊百姓者有之;大搶民女、嫖娼、納妓為妾,淫樂無度者有之;搶占寺廟財產,經官后懷藏利刃,割耳要挾御史者有之。其次,明后期朝廷官員深陷黨爭不能自拔,內耗嚴重,誤國誤民。再次,與吏治日漸腐敗同步,官僚、地主、胥吏沆瀣一氣,通同作弊。官紳地主占有土地最多,社會影響大而廣泛。官紳地主成分復雜,較品官地主政治身份削弱,但剝削貪污能量增加。官紳相互包庇,官商勾結。明廷以極其腐朽的政治而仍能進行長期統治,與官紳地主這一龐大的腐朽勢力的支持直接相關。統治集團若此,上下一起爛,國家敗亡不可避免。

友情提示:一周新文|稅收公益服務|學術資料中心|學會記事|舊版回顧

版權所有:中國稅務學會 國新網 1012012003 京ICP證040820號 技術支持:北京中稅和科技發展有限責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區棗林前街68號 郵編:100053

三分时时彩官网登录-【500万彩票】